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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客说 : 聊点别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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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帖:论六朝书法  

2014-06-28 03:01:29|  分类: 10.休闲文章性情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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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当时士人艺术的自觉。但是,除此之外尚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书法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书法作为士人文化素质和精神风貌的重要体现,在那个讲究人物品藻的时代中,具有特殊意义;以及在那个讲究门阀等级观念的时代中书法所体现的家族文化地位。因此,书法遂由汉魏之前的社会底层文化至魏晋南北朝上升为上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超越于艺术价值之上的社会价值。书法社会价值的提高,促进了重文尚艺、勤习书法乃至互争书名的社会风气的空前高扬,于是有了中国书法史上不仅书家辈出的局面,而且也出现了善书者群体及书法世家蓬勃涌现的这一辉煌局面。可以说这是魏晋南北朝书法兴盛的根本的社会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士人尺牍争胜之风(争书法名分之高下) ,书扇题壁之风,品评鉴藏之风构成士人风尚的重要内容。而同时,在碑版书法中几乎没有留下像王羲之这样高门大族书家的手迹,正体现了士人受玄学影响,不屑于为人驱使、不屑于具体事物的心态。文人士大夫崇尚清谈,不好务实,书法被他们视为一门可以表现自我的艺术,因而也成为他们在品藻人物时的一个重要内容。
             人们要为它而役身劳神时,便成为那些高情逸志的士人所不齿的事情。故他们在书法上热衷于尺牍上表现其风流,而不屑于劳神役形的碑志,耻于“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颜氏家训》语) 成为一代时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就不可能有上层士人为碑志书丹。士人书法是魏晋南北朝书法的主流,这不仅因为士人书法代表了当时书法的最高成就和水平,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而且也是这一时代和社会特征在文化领域的客观反映。因为这是一个士族门阀势力居于支配地位的时代,这种支配地位体现于、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书法作为文化艺术的一个门类自然也不例外。所谓士人,主要就是门阀士族阶层中的文化精英,而魏晋南北朝书法之盛,实际上就是士人书法的兴盛。在世家门阀大族占居支配地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书法是其时书法存在的一个主要形式和显著特征。这些书法世家的家学与书法传习、教育、审美情趣的关系,以及书法家族之间的联系与书法交流、融合、发展的关系,维持了士人书法的一个生态环境。书法世家对于当时的书法生态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当时社会书法存在的一个重要方式。书法世家之间的交往与切磋共同促进了书法艺术在当时的繁荣。这是魏晋书法不同于其他朝代的一个典型特征。

                    到了南朝末年战乱频繁,对于书法世家的冲击是很大的,主要是世家中的代表人物在战乱中纷纷逃散或死亡,导致书法世家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书法世家也随之衰微以至消亡。这是社会生态与人文生态对于书法生态的影响。而当时社会尚艺的人文环境又反过来弥补了这种损失,这主要表现在南朝君臣上下均好书法,并且大量搜集前代书迹,使许多书法作品免于战火,为唐代书法的再度复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士人书法是人们关注的主体,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士人书法代表着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全部。平民是魏晋南北朝书法创作的大军(包括下层官吏) 。一个时代的艺术水平如何,不应只关注上层精英,而是要看社会总体水平。魏晋南北朝书法的昌盛,不能忽视平民书法在其中所起的__作用。没有一部平民书法史,也就没有一部完整的魏晋南北朝书法史。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以民间能书之人为主而受雇为人抄写的专门职业,形成了一个佣书阶层,这个阶层对于书法的广泛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广泛存在于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石工在碑志书丹、佛教造像题记、摩崖刻经等方面的书法活动,以及砖工在墓葬砖铭中的书法活动,等等。同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选拔善书者从事官府文书工作而设置的书佐、主书令史等书吏的书法活动;门附属吏为府主从事立碑契志的书法活动;皇室侍书、博士与书法的关系;南朝中书舍人及寒人之崛起与书法的关系,等等。这些善书者的出身和社会地位均不高,他们的书法是为了实用目的的生存工具,而不是为了修身养性的艺术,因而与士人书法走着不同的路,但是出自他们之手的不少作品亦堪称杰作。随着近世晋人残纸的纷纷发现,人们才注意到,原来在民间已有人能写出与索靖、王羲之等名家一样有艺术价值的书法。不仅如此,他们在长期实用中创造的书法美,甚至形成了特定的风格流派,影响了一代书风,如令后人倾倒而赞叹不已的“魏碑体”,就是那些社会中下层善书者和广大石工在为碑版的书丹刻凿过程中创造发展起来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社会中下层的确存在着、活跃着广大的书法队伍和群体,他们构成了魏晋南北朝书法深厚的社会基础。如果说士人书法是魏晋南北朝书法的一支奇葩,那么平民和书吏的书法则是其成长不可缺少的土壤。由于政治上的割据为主要原因的地域差别的存在,必然导致文化地域性的存在,特别在社会动荡混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的地域性特点更加明显。江南的建康和三吴是当时文人书法的中心,北方的洛阳是平民书法的天下,敦煌、高昌则是边地书法的重镇。地域因素虽然造成了书法风格的差异,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对立,文化艺术交流却很频繁,从使节的交流,民间的往来等各方面都带来了书法的交流,因而在书法具有地域性的同时,却又有相互影响带来的书风穿插。敦煌写经中就有大量的经卷是在南方写好后流传到北方的。这些写经书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书法本来的地域性差别缩小了。宗教与书法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深刻。此时道教领袖大都是善书之人,而书法高手又多出自奉道世家(主要是崇奉天师道) ,书法促进了两者之间的交往和联系; 道教假书法以为用,书法在道教抄经中得到了很大的发挥;而道符则是对于书法的一种改造和运用。两者之间的交相为用,构成了中古时期道教文化与书法文化的一个鲜明特色。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深刻影响到人们生活的诸方面。佛教与书法的关系,则主要体现在佛经抄写上,佛教的传播有赖于写经,写经是以书法的形式展现佛教教义,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佛教写经者几乎涉及到社会的各阶层,甚至于敦煌一带形成了以写经为职业的团体。在长期的抄经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写经队伍,而且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写经体”书法,既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也促进了书法的发展与传播。同时,摩崖刻经用肃穆的体态表达对佛教的敬畏。僧人与士人交接甚密,其中就有书法方面的切磋与影响。书法不仅为宗教所利用,也对书法的表现提供了新的形式。道教的符录,实际上是吸收了篆字的曲折、渗透了道家的文化内涵,表达了道教的神秘性。而摩崖刻经是佛教徒在统治者灭佛的情况下,为保留佛教经典而书刻的,其书法之大、之肃穆都服从于宣扬佛教的意图,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由于宗教精神渗透于书法艺术之中,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宗教书法,书法不仅为宗教所利用,也为书法的表现提供了新的方式。书法与宗教的相互为用、相互促进,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还有一个问题,南朝寒人掌机要及其崛起是人们习知的历史现象,但是其与书法有密切之关系,社会下层善书之辈通过担任书吏而跻身机要部门,是其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皇室中的侍书、博士,几无一人出身于当时的高门大族,中书舍人也都出身社会底层,他们地位的提高,与书法有很大的关系。善书者多代皇帝题答,有升迁的机会;一个尤为重要的现象是,南朝由于高门士族崇尚清选,不涉庶务,出身低微的善文能书者如中书舍人得以跻身要职,寒人的崛起成为南朝的重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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